三星e908伊格尔顿：来自后现代的野蛮人-小艾文轩

伊格尔顿：来自后现代的野蛮人-小艾文轩

来自后现代的野蛮人
伊格尔顿著，刘超，陈叶译
选自《异端人物》，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原名为“少数的稳固政府”（克劳德·罗森著《上帝、格列佛和种族灭绝》评论：野蛮主义和欧洲的想象1492-1945），首次发表于《伦敦书评》，2001年8月23日。三星e908
最近的几十年来，很多有关所谓野蛮人的文学研究出现了，这是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事实。具有代表性的野蛮人包括吉普赛人、食人者、土著、狼孩、高贵的野蛮人。而这些文学作品，连同反映怪兽、摩门教徒、易装癖者和多毛的爱尔兰猿人的文学作品一起，全都来源于后现代主义里与他者的爱情故事，这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你也许会好奇，如果图阿雷格人知道他们和狼人以及堕落的女人被划分成同一个类型，他们会怎么想。对旅行写作的研究现在十分兴盛，而它的源头也与此类似。批评正在成为科幻小说的一个小分支，尽管它的异域情调只有在谴责某些观念是帝国主义时才呈现出来。“我们痴迷于‘野蛮人’”，在这本博学而充满激情的书中，克劳德·罗森作出了如此评价。但是他所说的“我们”可能是指文学批评家，而不是摘葡萄的人或者美发师。
从好的方面来说，伦敦周边诸郡的那种文学观点现在已经彻底消失了。当来自南半球的人出现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时，不再始终伴随着来复枪或者雪利酒瓶。E.M.福斯特的作品在描写这种场景时有两种特点肯尼迪诅咒。一方面能使那些伪装开明的读者读到对红脖子英格兰人的讽刺，从而获得某种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冷不丁地让人发现异己确实是一种威胁。从而把和他自己相似的自由主义者们都推进了争论之中。在过去，任何源自前帝国的诗歌和散文，只要它们还算得体，都可以被称为“公共财产文学”，在文学俱乐部中它们被当作乡村成员而不是城镇成员，但是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文化研究中。如果其他那些为数不多的珍稀领域过去曾被抛弃。而现在已经拥有了奠基石一般的地位，那么它们数个世纪以来遭受的屈辱也能因此得到弥补。
从坏的方面来看，他者并不是知识分子开垦的丰田。事实上他者通常被描写为懒惰、肮脏、愚蠢、狡诈、有娘娘腔、消极、反叛、喜欢性虐待、幼稚、难以理解以及其他一些相矛盾的特征，一旦你发觉这些，那么你就很难知道接下来除了对事实作出另一个文本分析以外，你还能做什么。这个主题在理论上十分薄弱，在政治上又十分紧迫。在目前的文学研究中，已经没有什么比原型批评更老套的了。
在任何情况下，原型都不总是虚幻的。当然，许多原型肯定是既没有事实根据又无一益而有百害，比如说爱尔兰人都很懒。这尽管并不是真的，可是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那就是大饥荒之后。爱尔兰移民从他们的小农场涌入维多利亚时代的工业城市，比起英国的工人韩宜可，他们更喜欢不那么叫人崩溃的工作日程，而英国工人则视此为懒惰。作为佃农，爱尔兰人要进行季节性的高强度劳动，但是也有相当多的农闲时间，也因为如此，他们很喜欢爱尔兰的集市和节日。你当然可以将本来用于种土豆的力量用于挖运河，可是过于劳累地做这些工作好像没什么意义。你在爱尔兰的农场能生活得多好取决于农场的大小展锋的博客，而不是你工作得有多努力。再说，前工业时代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也很难接受英国清教徒的职业伦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原型是被诬蔑或被贬低的。英围人把爱尔兰人描写成无能、好斗的，而且还很不讲道理特警犬王，他们具有狡诈的魅力，善于说一些浮夸的废话，能表现出非常具有欺骗性的敬服。但是同时他们也被认为是敏感、性情好的人，而且乐于交际，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对18世纪的仁爱异教作出显著的贡献。那时英格兰的统治者十分自我中心哈迷蚩，而中产阶级则渴望一个不那么好战而冷漠的君主，所以他们就常常来到英格兰社会和爱尔兰社会的交界边缘。在那里前现代化时期的某种社会礼俗也许还能被挽救。理查德·斯蒂尔、奥利弗·史密斯、劳伦斯·斯特恩、弗朗西斯，哈奇森和埃德蒙·伯克，都对爱尔兰式的伤感做过重要的贡献，而这种伤感是温顺的，充满柔情，带着一些女子气。但是却热烈而动人，而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亨利·麦肯齐和詹姆斯，麦克弗森则从北部边界参与其中。爱尔兰人从来都不仅仅是手持炸药的暴徒。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些爱尔兰历史学家确实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贬低那些抱持反爱尔兰主义的英国人，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才这样做。
如果一群人已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致分享同样的文化环境和物质条件。但是却没有显示出一些共同的心理特征。这将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些崇尚唯物主义，并且自称藐视原型的人，一定会对此倍感惊奇。虽然原型有时完全是虚构的，但却并不总是如此。大致说来。比起处于劳动阶级的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上层的英格兰人在情感表达上确实更为含蓄，这一点与他们的早期学校教育相关，而不是源于他们的基因。原型批评坚持认为，人类主体是在社会的基础上构筑而成的，但却最终认可了这样一种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即我们都是个体蓝龙莲。他们也更倾向于相信，一般说来男人对女人有一些不那么健康的态度，而不是相信美国人大体上比英格兰人更乐观积极。文化特质确实存在，但是却不存在所谓的民族特征。
爱尔兰最有本地特色的风俗正在消失，与此对应，他者现在就是美国的土产。对他者的开放是对一个民族狭隘主义的指责，这样的民族不懂得布莱顿和波哥大之间的区别；但是开放本身也是一种狭隘主义。大体上根源于美国棘手的种族问题。这些产自自身的忧虑被投射到了世界的其它地区，就像是在文化领域的核导弹基地，如此一来，后殖民时期的他者发现，他们自己竟顺从地接受了主要来自美国的他者崇拜。比如说，斯莱戈和斯里兰卡的批评家正忙于研究“他者”，部分原因在于，它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同时也在于，这是一个在学术界该领域中领先的国家，为了其私人原因而被兜售的一个项目。当美国批评家开始着手研究爱尔兰或者埃及，吸引他们眼球的是和边界和少数民族有关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也十分重要。但是他们不会关心教育政策或者宗教建筑。因为这些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并没有获得过多的关注。
他者的魅力很大程度上蕴含着一种宽容的假设，它似定真正的异类并不存任，存在的只是视他者为异类的方式。对保守派来说，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异类；对自由派来说，异类是错误意识的果实；对种族主义者来说，他们自己就是异类。异类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怪物，不愿意被别人理解，因为这样做它就离我们更近，比丁卡人或者特兰西瓦尼亚的贵族还要近。格列佛害怕地发现，雅虎人和我们一样能接近我们内心。我们和所谓难以理解的他者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这种相似的陌生感，两者真正交会的基础正是这种陌生感，而不是自我的双重镜像。总把别人看成他者，就可以避免得到这种令人害怕的认识，就好像如果你持续不断地把注意力投向边缘，通常就可以成功地暗示在中心并不存在冲突或颠覆活动。在这种假设中，后现代主义者比世界银行还要更乐观。
也许当克劳德·罗森发现别人将他和后现代的他者相提并论，他一点儿也不会感到感激，尽管他的新书讨论的是种族灭绝、野蛮文明、食人族、殖民征服和大屠杀。因为罗森基本上是一个保守的学者，是18世纪最好的专家之一，在这样一个既传统又古板的领域。他被公认为是一个有着出色的天赋和极其灵敏的批评家。正是斯威夫特、雅虎人和盎格鲁-爱尔兰这些极其传统的文学话题，韩泰善而不是现在流行的对吸血鬼或者穿刺者弗拉德的关注老明光，把他引入了种族问题的边缘和他者的领域。从另一方面来说，和在这个既传统又古板的领域中工作的其他人一样，他极其仇恨文学理论，就像英格兰郊区居民一样厌恶政治激进主义。
因此，罗森渴望不会被错认为是盖娅特丽·斯皮瓦克。他作出一个男人抵挡住了可怕的他者的样子，但是私底下却和他者串通一气，他略带轻蔑地“愤怒谴责了那些自以为是的后殖民地监察官愤怒的谴责”，这也许是本书否认自己追随了潮流所必须的，因为书中有一章谈到女性野蛮人时，写的全是她们突起的屁股和丰满、下垂或松垮的乳房。然而，尽管有这些倒胃口的否认，我们仍不可避免会产生这样的印象：罗森多年前经历的从沃里克到耶鲁的转变，已经在他的学术兴趣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作为行业中可能是最有成就的斯威夫特研究专家，他现在对盎格鲁-爱尔兰的整体语境更感兴趣，他的书中有一章就对此作了有趣的分析。通常美国人比英格兰人更迷恋爱尔兰鬼纶，或者说实际上比爱尔兰人也更着迷。
这些兴趣可能一直潜伏着，但是对于一个绝对尊崇学术、并且在政治上右倾的批评家，其目前所全力关注的恰好十分类似于其所痛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潮流。这种坏运气对这样的批评家来说并不容易。这就好像罗杰顿·斯克鲁顿发现他自己被一种激情所占据，这种激情关注的却是马克思主义者兼女权主义者对家务劳动批评的细节。
《上帝、格列佛和种族灭绝》讨论了行动的不定性——讨论了一些不稳定的混合物，比如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合谋和谋反、反感和吸引，此书宣称，这些混合物战胜了简单的后殖民极端化倾向。它提到了一种终结他者的欲望，这种欲望一半是开玩笑的一半是认真的。它也谈到，像斯威夫特和蒙田这样的作家，一方面愤怒地指责殖民暴行，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是彻底的专制独裁者。只要没遇上一个胡格诺派教徒，蒙田还是尊重文化差异的，他指责食人部落，而对自家门前台阶上的胡格诺人尸骨却视而不见。斯威夫特憎恶天主教野蛮人，不过实际上他间接支持了他们。这两个人都承认，无害的土著人并不是真的无害，但是土著人与他们自己又没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俩都把自己写得很绅士，这可以抵消殖民者的罪恶，而不能研究出土著究竟是什么样的。斯威夫特的雅虎人既是被殖民的可怜人，在整体上又是人类的一部分，这使他得以在继续塑造土著人卑下原型的同时指出，帝国主义者不比土著人强。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矛盾思想惊天铁案。如果雅虎人就是我们自己。那么就没有人可以对其他任何人称王称霸；但是如果他们是比我们低等一些，那么他们需要一些强有力的政府，因为他们太野蛮、太好战了。这两个作者也都发觉到。他们认为只有野蛮人才有的野蛮特质，殖民者也同样具有，而且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斯威夫特笔下具有高级理性的马儿平静地争辩着这么一个问题，即世界上的雅虎人是否应该被全部消灭。对罗森来说。这预言了纳粹的所作所为，而且精确到了一些令人恐惧的细节上。他也认为，斯威夫特显示其“完全认可具有高级理性的马的阴谋（或者说，至少没有否认）”，我应该提醒他，这样声明很可能会让他上报纸。以前在为一篇相当杂乱的传记写评论时，我自己对斯威夫特也曾一样严厉，被激怒的传记作者在《观察者》上用整整一页来痛斥我的评论。这应该是别人告诉我的，因为我不读《观察者》。想要指出这个大讽刺作家实际上抱持着让人相当不愉快的偏见。这仍是不被接受的，特别是在某种上流盎格鲁爱尔兰的交际圈中。只有雅虎人才会这么做。
然而，罗森冒失地为其书中一个章节命名为“杀死穷人：一个盎格鲁-爱尔兰的主题？”。他显然无畏于文学界中那些如同黑手党一般的权威。在他的评论中，斯威夫特的《一个温和的建议》，以及其中关于饥饿的爱尔兰人应当吃他们自己孩子的建议，是对所谓爱尔兰自我毁火的又一个过度讽刺，这种讽刺更甚于对英格兰人的挖苦。这一整本小册子，虽然曾被一些伟大的反殖民的辩论家读过，但是对罗森来说，它只不过是在“愤怒地诬蔑他们（爱尔兰人）是食人族”，是其恶意的想象所产生的谎言夺帅粤语。不过死亡轮回游戏，斯威夫特不是唯一梦想清扫下层阶级的盎格鲁-爱尔兰人。奥斯卡·王尔德极度蔑视富有情感的空想社会改革家，因为他们“尝试解决贫穷问题……其手段是使穷人都活着。”而萧伯纳宣称，他讨厌穷人，十分期望他们灭绝的那一天到来。所有这些话，虽然他们说得很认真，但都只是玩笑而已。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们应该枪杀这些人”有一点儿可笑呢，调查其中的缘由就是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如同罗森指出的那样，萧确实十分同情审理圣女贞德的法官，他在《巴巴拉少校》的序言中写道，将穷人关进“毒气室”比将之投进监狱更合理。他还提议杀死所有年收入不到365英镑的成年人。王尔德曾有过一个相当朴实的建议，罗森称之为“精致地清除”穷人，因为他的建议是所有的乞讨者都应该带上标识卡。王尔德和萧当然是残暴的，在英国的爱尔兰人都被期待变成这样；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的好斗不是发自内心的，对萧来说还包括了专横。萧的费边主义存在着某种病态的洁癖超级风流学生，对鸡零狗碎的事物感到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具体而持久，这导致他产生了某种邪恶的政治忠贞感。
这种无礼的冷漠其实并不是盎格鲁-爱尔兰人独有的。人们在自己身边就能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尽管如此，这本书还是制造了更多盎格鲁-爱尔兰统治者特有的“残暴思想”——这种说法来自罗伊·福斯特，这种思想中包含了有点儿疯狂的好斗特性和粗鲁的精神。在斯威夫特式的仇恨和愤怒后面，隐藏着次等统治阶级的傲慢和不安全感，而这两者的混合是不太稳定的。就像罗森对斯威夫特评论中所说的那样，他“不喜欢那些来自大都会的主宰者，原因不在于他们处理本地问题的方式，而在于他们可能暴露了他们作为殖民地主的身份。”这就像现在的北爱尔兰统一党对富有阶层的无名愤慨。来自地主贵族阶层的流氓们随意做出的暴力举动，骑十们的轻蔑吕菁，这些都能从斯威夫特和萧的言论中找到，而且会使他们的言论变得越来越残酷。叶芝也不例外，他傲慢，而且厌恶下等民众。在盎格鲁-爱尔兰人身上一直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心理，他们始终徘徊于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异类和同类之中。罗森认为这种矛盾心理可以追溯至对美洲大陆的征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它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种十分稳固的形式，这种形式十分适合爱尔兰，因为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态度阴晴不定，有时就像对肯特郡，但有时又像是对堪察加。
但是，盎格鲁-爱尔兰式的残暴还有一个更可信的诱因，而罗森似乎并没有提及此诱因。王尔德和萧的无情和不敬就像一记巴掌，悄悄地打在英格兰的道德准则和感伤主义脸上，爱尔兰人常常为此忍俊不止。维多利亚时期资产阶级的作品变得更有启发性，能令人嘴唇发抖，面对这些，这两个作家感到外人就要打进他们的地盘了。这部分的原因是爱尔兰大体上来说不像英格兰那么多愁善感，也没有那么多可以伤感的事情。当他们看到孩子们或者牲畜被当作体力劳动的机器，当他们看到一个家庭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得不移民，他们其实并不会特别感伤。在这种情形下，爱更多的时候像是一件嫁妆和一份土地遗产，而不能同撒了香水的信纸以及烛光晚餐相提并论。王尔德和萧都是英格兰大都会的外来者，他们十分机敏地发现，感伤主义看起来是泪眼朦胧的，但是权力却凄凄艾艾地将它散播到了全世界。这就难怪那些坚强的政治家总是在公众场合抽泣了，因为这不仅有助于竞选成功，而且是由于感伤主义就像粗线条的漫画，即使是感情上粗枝大叶的人也能成功地画上一幅。这种对感情的看法是非常无耻的，就好像中世纪的市民们对艺术家的认知就是波希米亚人。
罗森忽略了殖民者的这种乖张特征，虽然在萧傲慢的矛盾思想和王尔德机智的转化中，这种特征非常明显。这种乖张的特征鼓舞了圈外人去亵渎语言的风雅，颠倒事实，或者彻底撕掉道德的标签。这两个人就像《一个温和的建议》中的有着作者口吻的角色，暴露出了一种恶毒意图，而这种意图本来是被冷静地规划好，并且深深地掩埋起来的。在这两个人精心编织的致命评论中，也可能隐藏着爱尔兰文化的蛛丝马迹：爱尔兰文化的暴力色彩也许从来都比不上大都会所有者的，但问题是这种暴力色彩在爱尔兰文化中更容易被接受，更日常化，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暴力通常是政治的一部分。爱尔兰文化在言辞上具有好斗性：在斯威夫特刻毒的谩骂背后，潜藏着从古爱尔兰沿袭下来的诅咒，那时当地的吟游诗人可以用目标精确的诅咒让你的腰退化萎缩。
虽然有一些重复啰嗦白青刚，而且在其语法结构中“爆发”这个词用得有点儿过度。罗森的这本新书总的来说还是很精深、广博和敏锐的。其中有很多篇章都在讨论一些深奥的著作，而这些著作是有关于霍屯督人的形象或者纳粹的医学实验的，因此罗森最擅长的那种文学细读不太多，这有些令人失望。但是《上帝、格列佛和种族灭绝》一定是会受到称赞的，这些称赞将来自那些作者最不赞同的读者，而且这些称赞并不仅仅是因为书中那些突起的臀部。
转自：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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