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头租房【老九散讲】老九:凭啥说孔子不是哲学家?-蜗牛的文史哲
2020年10月30日【老九散讲】老九:凭啥说孔子不是哲学家?-蜗牛的文史哲
上一期讲到哲学就是方法论,讲到只有方法没有“论”就不能算是哲学。那么怎么算是有了方法论呢?要看是不是能够把方法传递给别人,让别人也学得会,并且屡试不爽。这个关于怎么才算有方法论的说法,一般不深究的说,是对的,但如果深究,就还要说得更严密一些。
旧时的木匠师傅惯会各种秘而不宣的口诀。比如知道一个木桶的周长是三尺,“尺变寸,加六成”,他念念有词的就算出了它的半径是四寸八。这个口诀是木匠师徒代代相传的,不能说是不能传递给别人,也不能说哪个智力正常的人学不会,更不能说这一次奏效下一次就失效瞿恩,或者对这个木匠灵验对那个木匠就失灵。那么,木匠们也有方法论,也是哲学家吗?
相信没有人会冒失到要把老木匠们算作哲学家的程度。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理性含量”太少了。这一点咱们在上一期说过,也许你当时忽略了,现在再强调一遍——哲学是一种理性活动,不是小狮子学捕猎那样的活动。
今天的小学生们也能算出那个木桶的半径,甚至还算的更精确。不过,虽然他不再念什么口诀了,可看上去跟老木匠也没太大的区别:他只不过是把口诀换成了公式,而公式不也就是另一种口诀吗?何况,谁要是问他这公式是怎么推导出来的,他也跟不知道口诀是怎么推导出来的老木匠一样,回答不上来。
但是这些小学生们将来可能会变得跟那些老木匠不一样,因为他迟早要学到怎么推导那些公式。他只要真的学会了,就可以从极少的几个基本公式,推导出他所需要的任何一个公式,甚至是他从来也没见到过的公式。之所以如此,因为他学的是一套系统的方法,在这里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理性,而不是记忆力。也就是说,他有方法,还有方法论。
老木匠们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只有方法完美中场,没有方法论。他只记住了一些结论,他不需要关心这些结论是怎么来的,他只要会应用就可以了,在他那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记忆力。他爱的不是智慧本身,而是智慧带来的效果。这是他不能算作哲学家也不能算作数学家的根本原因,就跟绝大多数的学生不能算作哲学家和数学家一样。
孔子的学说就是这样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学说,比如说“仁”。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他应该把它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学生们心里都有数,好照着去做吧?对不起,咱们想多了,孔夫子觉得没必要这么做。
根据《论语》的记载,他的弟子有五个人先后七次向他“问仁”。这老先生可倒好,七次回答次次不同。这么玩,学生们能不一脸懵逼,不知所措吗?设身处地的想想,那简直是一定的。不过,八卦一点说,心眼多的学生大概不会拿同一个问题去问两遍,也只有死心眼到会问怎么种菜怎么种庄稼的樊迟,才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去问,也难怪孔子不喜欢他,骂他是“小人”。
有人说这是孔子他老人家因材施教的体现,之所以每次的说法都不一样,是因为要针对每个学生所缺乏的东西而言说。也许是这样吧。可是学生为什么不会认为,“仁”只是老师说出来的那个内涵,而不包括老师没跟他说的内涵?尤其是那个樊迟,他要是只问了一遍,可怎么好?
有一个故事叫“小蝌蚪找妈妈”,还记得吗?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的可能是青蛙,但也可能是大鱼;长着四条腿的可能是青蛙,但也可能是乌龟;白肚皮的可能是青蛙,但也可能是白鹅。小蝌蚪之所以一次次找错妈妈,就是因为总遇到孔子那样的“因材施教”。
所以,我觉得好的因材施教是这样:“仁是1、2、3、4、5,你具备了1、2、4,还欠缺3和5。”孔子那一套,即便不是想到哪说到哪,也不是好的因材施教。
孔子嘴里的仁,“克己复礼”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其言也訒”还是;“爱人”是,“先难而后获”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还是;“恭宽信敏惠”也是。
我们不知道“仁”是不是只有这七个特征,也不知道要是再有别的学生问仁,他会不会还说出别的来尚爱兰。我们只知道,他只能枚举,说这个是仁,那个是仁,或者说这个不是仁,那个不是仁;他不能概括。
不能概括的结果就是不能明确。明确,一是要“明”二是要“确”。明,就是说得清来龙去脉因为所以;确,就是不含糊不游移。不能概括就做不到这两点,做不到这两点就难免要出特例;出特例就要突破既定框架,就意味着矛盾。
波普尔说:“如果我们准备容忍矛盾,那么批判以及一切人类智力进步都必定同归于尽。”容许矛盾就是没法应用,如果强行应用红烧腊鱼,那就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猛鬼霸王花,爱怎么用就怎么用。这便是为什么老实人总也搞不通仁义的奥妙,总要变成“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的呆鸟的原因所在。
比如管仲,“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这不能算是“与人忠”吧?“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这不能算是“克己复礼”和“居处恭”吧?就这么个无礼不忠的东西,孔子却称赞他“如其仁”,慨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忠、礼、恭到了这里都无所谓了,发型和服装才最重要。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孔子自己立了七条“仁”的标准,却又自己推翻它,跟“八佾舞于庭”惹得夫子没法忍一对照,这就不能不说有点太搞笑。后学们不能让圣人出梗,就替他找补,说什么管仲跟季氏不同,因为发型和服装代表了礼法,管仲虽有失于检点之处,但毕竟由于他的功劳才保全了华夏文明免受蛮夷荼毒,功大于过,不能愚忠虚礼。
这说法貌似圆得过,但其实是出了更大的梗。《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咱们前几期说过,孔子是商朝贵族的后裔,而商恰恰是东夷人。他要真的守礼法也该守东夷的礼法——披发左衽(纹身?)——才对。
到这里打桥头租房住,不再往下说了。再往下说出“郁郁乎文,吾从周”来,那就难免要勾出“此间乐,不思蜀”之类的话了天藤湘子,也就难免要招来也不知道是骂谁的数典忘祖、无耻下流之类的恶言恶语,实在没啥意思。
跟教徒是没办法说理的,因为信仰是没有道理可说的。这个话老九很说过几次了,但这话的原创不是我,而是卢梭。卢梭坚称信仰源出于情感而非理性,康德对此表示赞同,因而他表示他将“不得不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腾出位置”。
我也赞同卢梭的这个判断。基于我对自己的情感深刻而不容置疑的体验,请相信我,当我说“信仰是没有道理可说的”的时候,不含任何贬义。相反,我认为,对他人的情感需要所抱持的必要尊重,正是我们有必要尊重他们的信仰的原因之一。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但这却是使我们免于变成冰冷的理性机器的原因。
又扯远了,还是回到“明”和“确”的话题上。管仲无礼不忠,但却“如其仁”,出了特例了,这就是不能概括所导致的不能“确”的例子。也有导致不能“明”的例子,比如“三年之丧”。
当学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给父母守孝三年,当老师的应该给他讲清楚来龙去脉吧?唉!孔子哭倒在厕所:臣妾做不到啊!他不能概括,除了枚举之外,他说不清楚什么是“孝”,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孝”,当然也就解释不了“三年”的合理性。所以只好耍小聪明,问人家不守三年安不安心,并且说如果安心就可以不守那么长时间。
你以为这是体现了孔子跟智者派的类似之处,一切以人为尺度?不,不是。这仅仅是因为孔子说不出道理来,想赶快把人家打发走了完事。不信?咱们看宰我出去之后,孔子是咋说的就能证明。孔子说:“予之不仁也烈血暹士2!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老夫子骂人咱就不说了,他反正是总爱骂人。“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句话正好说明了孔子不过是主张按惯例行事而已。至于惯例怎么来的,他没兴趣深究,他满足于想当然vovol,认为是由于“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可是,哪个孩子三岁就能独立了?三岁以后父母不再抱着了(好像也不用抱到三岁),但还是要养育啊,这些就都不算数了?如果算数,照这个算法,按《仪礼·士冠礼》20岁才成年的说法,那得守孝20年;打个折,按最激进的12岁加冠的说法,那也得12年;这还是冠礼之后立即独立的情况,要是啃老族,那大概要三四十年。不知道孔夫子觉得这么长时间耽不耽误事。如果也嫌耽误事反黑使命1,那他忍心吗?忍心就是丘“之不仁也”。
这还没说爷爷奶奶给带孩子的情况;也没说找了奶子嬷嬷丫鬟一大堆,爹妈其实没怎么付出的情况;更没说庶出的子女只能认父亲的正妻为母亲的情况。这些个孩子早早就“免于父母之怀”了,是不是守孝的时间就可以短点?反正孔子的意思是三年对三年,八两换半斤,只要公平交易、两不该该也就行了吧?安不安心其实反倒是不重要的。
一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实在是不能让人信服。这是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想到的事五荤三厌,要说孔子想不到这一层,我不太相信,但不管他想没想到这一层,他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在面对质疑的时候,他无法据理力争,除了背后骂人就只能当面妥协,而妥协无疑意味着再一次出现特例。
再多的例子就不想举了。毕竟这儿不是要开孔子的批斗会,刘钰佳而只是想澄清一些事实。不过,即使这样,估计现在儒教徒的内心也早已经是一万个草泥马在狂奔了。理性跟情感的对话最终总是要酱紫滴,一方说你不讲理,另一方说你不爱我——呃,我勒个去——另一方说跟你讲个屁理,老子剁了你这个异端!所以,我再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就结束这一期,赶快找个地方躲躲去——
老木匠的口诀好歹可以兼覆,而孔子的学说却在在都是特例。所谓的有经有权、意在言外,说到底不过是不能自圆其说之后的强为之词。我对权变之说是深恶痛绝的,因为我觉得正是它导致了我们视规则为具文,以练达为学问,擅长说一套做一套的市侩文化。
当然,这是题外话。题内的话是:不管哲学是什么,咱们都不好把老木匠的口诀叫做哲学吧?那么连口诀都没说一条的东西也就更不好列为哲学了,所以,孔子不能算哲学家。
今天就到这里。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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