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宝【绘聚南北情】“前世京生”艺术家专题篇——戴泽-上海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绘聚南北情】“前世京生”艺术家专题篇——戴泽-上海长宁文化艺术中心

刚结束了北上的上海长宁的馆藏精品展，即将迎来的是西城来沪的充满京韵的“前世京生”展。南来北往，文化交流，惠及的是两地热爱艺术的人们。用艺术“绘聚”起两地的情谊，“绘聚”起人们对艺术的向往。

2018.5.20-6.5
“前世京生”
北京三代艺术家京韵创作作品展
展览艺术家
戴泽
李昕
傅察丹青
开幕式
2018.5.20 14:00
展览艺术家专题篇
戴 泽

创作感言
戴泽
最美的画，应该是画在时间之上的，时间会给出一切作品答案。
我爱画花，因为不管何时的艰难困苦沐川竹海，人性不堪，潮起潮落，花，一直都在开。我也喜欢画树，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树在。

我在这世上是幸运的，但也是孤独的，传递事物之神并表现我所见到的现实之美，也许，是与外界沟通的最好方式。
我喜欢画窗外，静静的画我看到的，一张接着一张画下去。没有寓言，也没有附加于其上的幽默，戏剧性，激情，感伤，用这样一种疏离，淡漠的态度来描绘日常生活，维米尔有过，夏尔丹也有过。看起来我关心的是光影，空间等技术上的细节，其实，更多的是某种更深沉而不明确的东西：高居翰先生讲的我很赞同，那是一种经常在中国早期文学艺术中出现的，强烈地感觉到时光悠忽无常的本质。

世事无常，却心如止水，长夜无愁。
壹
我的艺术之路

我叫戴泽，1922年3月23日出生在日本京都的本愿寺，当时父亲戴鸿儒正在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院留学，母亲在那里陪读。我的故乡在四川云阳县的故陵镇，长江边上。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妹、三个弟弟。童年和少年在四川老家的时光是快乐的，现在想来仍历历在目。
一、中大学子
1942年夏，我报考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和国立艺专雕塑系。发榜时，两个学校都考上了，艺专排第一，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名次是第二，第一是韦启美。后来，他与我同学、共事、还做了一辈子的邻居。
中央大学各系一年级都住在柏溪分校，在离重庆六十华里的嘉陵江东岸。学校围绕大操场盖了许多房子，有教室、宿舍、大食堂、阶梯教室、游泳池。美术系的专用教室里，每个人都有个位子，墙上挂满了画，油画画得很好，我从未见过的好。
徐悲鸿从新加坡回来，一年级学生会请他来柏溪分校，在比较大的阶梯教室做讲座。门外、窗外挤满了来听课的人。他讲了很多东南亚华侨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激情来一斤母爱。并且对我们新生做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现实主义教育。他进行了著名的《黄果树与四川人》的演讲超级感悟，这就是我现实主义艺术观的启蒙。演讲受到同学和老师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徐先生到我们的教室，逐一的对每个人的习作进行了点评，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吕斯百先生当时是美术系的系主任，他平时不给我们上课，但人挺好，关心学生，我后来到北平，也是经他举荐。傅抱石教中国美术史，讲得不错，我至今还记得一点儿。他爱喝酒，作画从不让人看，他说看人作画等同于小偷。讲西洋美术史的陈之佛人很不错，但他说的不知道是江苏什么地区的话，听不懂，西洋美术史我就自己看书，看图片。
1946年夏天，我们这班毕业了。李斛回老家凉山教书，韦启美晚一年毕业。抗战胜利，中央大学复员南京。南京是大地方，我从来没去过，想出来看看。我就跟着学校走。从四川到南京，是一条很长的路，经六个省，换两次船。
1946年，吕斯百先生给徐悲鸿先生写信，徐先生答应让我来国立北平艺专工作，但路费要自己出。经过同学打听，去北平陆路海路都不通，只能坐飞机，飞机票要四十万元！最后，我向陈之佛老师借了四十万，才买到了国防部运输机的票。飞机只有一个很小的螺旋桨，舱内是两个长木条凳，只能坐八九个人。乘机只准携带 15 斤的东西，我就把被子、冬衣和一口大藤箱都扔在了南京，只带着一叠写生小画和两筒油画白色颜料，飞向了北平。
二、美院教师
初到北平
到北平当晚我住在教室里，第二天从廖静文师母处（管会计）拿到支票，由齐人带我到东单广场的地摊上买被褥、洗漱用具，地摊从东单路口一直到崇文门路口，很大，东西很全，大都是日本人留下的，连画箱、颜料也有。

国立艺专
国立北平艺专复建，当时校舍有两部分，教学在东总布胡同，教员、学生宿舍在南边的贡院西大街，原来是个日本洋行，两层，楼上是教员住，楼下是学生住，有食堂等设施。
开学了，我的具体职务是教具组的助教。艺专的教具组很大，占一层楼，共四个大教室，五个小房间，有工友负责打扫。我上班是边工作，边画画。
老佟，佟学章是艺专的模特，原来是农民，北京郊区的，跟我一样大，那时24岁，长得壮，肌肉挺好李多熙，画起来好看一些。这个模特是从街上找的一个乞丐，当时北平的老百姓生活得很苦，很可怜。作品完成后参加了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的国立北平艺专、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的联合画展。
美院师友
北平美术作家协会
当时会址设在洋溢胡同14号，里边住了三家人：单身的吴作人住中屋，宋步云一家住东屋，还有李宗津一家住西屋。协会成立时吃了一顿饭，在吴先生的房间里，摆了一大桌。当时，徐悲鸿先生对来宾逐一介绍。介绍到我，就跟齐白石说：“他是我们这里最年轻的。”齐白石说：“我要是他这个年纪啊，就跟你学素描。”吃完饭，宋先生为到会的会员合影留念。

中央大学的时候，我问道于秦宣夫先生在巴黎求学的感悟。秦先生说：“冥思苦想想出了一点创意，到了展览会，看别人已经画出来了，直感到无路可走了。”
后来我把秦先生的话说与徐悲鸿先生，徐先生说：“外国的苹果多，现在我们橘子多，各有各的特点，不必同他人比。”
住我对门儿的张兰龄，她单身，可能大我十来岁，在艺专当助教当了8年。我常看她画画，看她临摹齐白石，齐白石给了她很大一张画，现在可不得了。我说四川话，她老学我的四川话希腊棺材之谜。我们一块儿出去写生，在北海，她在那儿画油画，我画她写生的水彩。
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展览会
1950年，由对外文化委员会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是一个特大型的艺术展，钟若涵展品由古代和现代两部分组成：古代部分都是故宫的国宝；现代部分则是征集全国的作品，主要在北京、杭州两地画家作品中选拔出，最后由周总理亲自确定去留，我的画入选其中。同时，我还作为展览会工作人员，负责护送展品。临行前，徐悲鸿先生请吃饭，为我践行。到了国外，我们也有通信，他嘱咐我安心学习，不要想家。
展览在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画廊和列宁格勒冬宫先后展出半年后，转至德国柏林。跟在苏联时一样，展品从古到今，东西多，规模大，德国的汉学家们也很重视这个展。民主德国党的领导人乌布利希，也来看过。当时，他身边有德国画家说中国的版画是跟珂勒惠支学的，乌布利希说不对，珂勒惠支的版画是悲观的，中国的版画是乐观的。东德当时的占领军司令是苏联元帅崔可夫，我跟他握过手，他个子比我高一点儿，牙齿都是假的，钢种的，穿军装，很神气。
我们住在东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是市中心，很方便，旁边有座凯旋门，附近的柏林国会大楼，在二战中被打坏了，还没修好。柏林虽然分东西，但当时柏林墙还没有修，也没有岗哨，是可以随便走动的，美国兵也会跑到东边来看我们的展览会。有一天，陪同的德国翻译提议到西柏林的波茨坦去看看，我们就坐火车去了。回来之后，被当时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相当于驻德大使）姬鹏飞说了一通香格儿，他说不应该去，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
我在德国还去了几个地方。靠波罗的海有个吕根岛，是旅游地，版画家苏斯野茨玛，他在那儿有一个版画工作室，很棒。我去参观，他很高兴，教我怎么刻铜版画，我印了两张，他还非叫我画一张，我就画了给我开车的司机。至于魏玛城，那是歌德的老家，他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都读了。我在那儿看了歌德博物馆，歌德在意大利旅行的收据，订得很有条理，我还留言了，写的是：“我爱歌德，我爱魏玛。”还有德累斯顿，它的雕花石头房子很好看。
我们一同负责展览的本来是五个，但都陆续回国，最后就剩下翻译张铁弦和我。后来吴作人也写信让我及早回去，他还建议我去德国的几个博物馆看看，但当时的博物馆都空了，据说文物被拿走，很多都运到苏联了。
我在德国买过康普的画册，他是柏林的一个大学教授，写实的，人物素描画得很好。这些画册带回国内，美院的同学看了以后，在学院的素描教学里边很起作用，不过现在没人承认，好像没有过这个人一样。
美院教学
1942—1949年七年的学习写生中，认识到：
一、绘画是视觉艺术，与解说和思考是不同的。
二、美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去发现它是画家的任务。
三、画出来，画像它，才能让观众知道、明白。
四、画法不能模仿前人，要有所不同。
今日独坐家中，回忆起自己在美院的教学工作：
1946年9月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助教。
1948年因《马车》创作升为讲师，任一年级丁班主科教师。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后，任讲师。担任基础课教学，是素描教研组、水彩教研组、油画教研组
的成员。
1957年负责雕塑系素描课教学，兼任油画系第一工作室教师。
1958年随油画系搬到磨石口办学，一年后搬回王府井。
1964—1978年，美院教学活动停止。
1981年与李宏仁、汤沛创办中央美术学院工会夜校，对校内职工和校外人员招生。
1985—1991年，创办徐悲鸿画室，主持徐悲鸿画室及老干部进修班教学。
我教过许多学生，但是不能说是我个人的学生。第一，学院学生接触的老师很多，并非我一人。第二，学生以班为单位，时间是一年，至多两年。记得的学生有：靳尚谊、张重庆、马长利、盛扬、王征华、孙为民、杨松林、李全有、姚仲华、吴小昌、庞涛、龙力游等。
我这辈子教的学生，我发现一个规律，大约是越听我话的成功的寥寥，反过来却有很多人大获成功。
徐悲鸿先生的教学别具一格，他会亲自为学生示范绘画技法。有一次他在我的画架前驻足观察了一会，便亲自动手为我修改习作。几笔下来，整个画面的关系就调整了过来。徐先生说：“脏一点就对了，笔根上的颜色是最好的焦熙春。”这句话对我如醍醐灌顶，我之前作画总怕颜色脏，每支笔都洗得干干净净，颜色分得清清楚楚，却适得其反了。在创作中，我一般不太给学生改画，而更喜欢和同学们一起画，一起感受，让学生学会观察，这个画该怎么画，技巧在哪里，如何巧妙地选择切入点，这是要学生深入去体会的，学生耳濡目染自然会得到他们想要的。

创办并主持徐悲鸿画室
新街口53号徐悲鸿纪念馆新建时，廖静文馆长决定修建一个教学楼，来弘扬徐悲鸿的艺术主张。与我商量取什么名字？我觉得叫“学校”规模太大，经费只能是收学费这点钱，无法办到，我想到studio“画室”，这种比较短期的学习方式。同时，当时文化局规定纪念馆没有教学权，只能挂靠到中央美术学院，美院的同志们都很支持。
在美院订制了大小石膏模型，请美院老师上课，纪念馆派三人专门管理画室，财务由纪念馆财务兼管。教室一大二小，办公室一间。登报招生，生源十分活跃，由冯法禩和我挑选五六十人。开学时美院领导，如侯一民、李天祥等也来。后来学生太多，又分出一部分人由美院退休人员处另成立一个培训班，办了几年。我参加过几届结业展览，在第28届结业展览上，廖先生讲：“祝贺你们，徐悲鸿画室第28届的同学们，你们的名字将永远与徐悲鸿联系在一起！”
两修《奚我后》
1953年徐悲鸿去世。随后中央美院决定举办“徐氏遗作展”。院办领导和部分教师开会讨论，会上吴作人先生想起徐先生有两幅大型创作娜奥美丽莎。《田横五百士》现在家中，《奚我后》于抗战前完成，后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墙上挂着，不知现在情况如何？于是学校与南京艺术师范学院黄显之先生联系，并嘱将《奚我后》寄来北京。
当时遗作展在新建的民族美术研究所筹备。某日从邮局取来《奚我后》，吴作人、江丰、艾中信都在场。由木工老郭开箱，是一个长约2米宽约30公分的方形木箱。取出卷着的油画，徐徐展开时，就不断的掉渣儿，整块画布已经腐朽不堪了。完全展开后几乎看不清楚作品的本来面目，大家都感到非常的失望和遗憾。会场沉寂了片刻后，江丰先讲话：“我看就算了吧。”之后会场又陷入沉寂。我在之前随团参加“中国艺术博览会”社会主义国家巡回展览时，曾经参观学习过莫斯科的油画修复工作，还记得一些办法，于是下了决心:“我来试一试吧，死马当活马医。”会场领导和专家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我来修一修看。随即买了一块新麻布贴在原画上，用水粉填补，经过将近一周的日夜奋战，总算赶在开幕前修好，顺利赶上了“徐悲鸿遗作展”。在后来出版的画册上也都采用了这幅经我修复后的《奚我后》。
文革时期，幸亏周总理的特殊保护，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和藏品被及时转移到故宫，得以从浩劫中保留下来。这其中就包括修复后的《奚我后》。1982年，新街口徐悲鸿纪念馆新馆建成，此时《奚我后》已经在太和门西朝房存放了15年之久。在东受禄街故居原纪念馆保存的《奚我后》，搬迁时因为出口的房间门太小，画太大，就将内柜锯成两段。并且原来粘的麻布也有些脱开，又急需重新修复。于是我又担起再一次的修复重任。在中央美院当时新建的留学生大楼一层，同纪念馆的孙景年等几个同志一起进行第二次对《奚我后》的修复。
1950年受徐悲鸿先生的栽培，能够到苏联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工作，看到更多的大师原作，也听到印象派、后印象派、现代主义等世界的声音，很痴迷，买了很多在当时看来非常精美的出版物和印刷品，记得有一张梵高的《船》我一直小心保存着。1951年归国后我带回来的这些欧洲出版物、印刷品，非常受美院同学们追捧，有很多在同学传借的过程中丢失了。
三、我的家
我和夫人陈碧茵是1946年认识的，她成熟稳重，家庭背景不错。艺专毕业后留校，是助教，反右时才调走。
1948年8月，我们结婚，宋步云先生在贡院西大街小楼里给我们腾了一个新的房子。婚礼就在东单北大街举行，当时叫社会服务处，楼上有个很大的厅， 也是宋先生给找的，免费的。当时的婚礼比现在要省事多了，但办得很热闹，徐悲鸿夫妇是主婚人，还送了书法做贺礼。
陈碧茵（1918——2012）
老伴，我当时已是教员，她是学生。
我生在西南，她生在东北。
爱我，向着我，护着我，全心全意，直到永远。
我们的家从无到有，都是她一手操持，家的一切东西皆由她购置。我的衣服从里到外是她置办。
我们的三子一女都健康成长，直到退休。
孙子们跟她比我还亲。
感谢命运之神，我有了她。
四、主题创作
1948年，我画的《马车》，属于教学示范。当时的想法是中国的希望在有车的农民身上麻辣双娇 5。那时，北平大街上有很多从郊区来的马车，我画过不少速写。卢开祥给了我一块油画布，当时能有这么大的油画布是很难得的，于是我就用它画了这幅《马车》。徐悲鸿看见了非常兴奋，亲笔对画面做了一些修改，尤其在马的部分做了认真的改动。画完成之后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办的“国立艺专教师作品展”上展出。作于1950年，中国人民响应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倡议所举行的签名运动。完成后与《马车》一起被选入“中国艺术展览会”，去苏联、东德、波兰三国展出，历时一年半。在苏联被印成明信片，并在《少先报》上发表。在德国印在小学作业本封底，并在第三届青年联欢节的新闻片中有特写镜头。三国展出时都在图录中全幅刊载。苏联画家尤恩和美协主席A·格拉西莫夫称赞此画不错。
1949年年底到1950年一二月，我参加了龙爪树和右安门两次土改工作队，天天和农民们开会讨论。经常是在晚上谈白天所了解到的情况。回到学校以后就画了这张画。构图好了依旧就请模特儿来写生完成。这些模特儿也都是京郊农民和城里的贫民陈金定，衣服就是他们日常穿的。画好以后徐悲鸿非常高兴，同学们也都很喜欢，《人民画报》第二期选作彩色印出，还印成单幅发行。后来许多老师都说好，刘凌沧先生每次见我常提到这张画。
主题创作年表
1948年创作《马车》。
1948—1949年创作《农民小组会》。
1950年创作《和平签名》，与《马车》参加“中国艺术展览会”，前往前苏联、民主德国、波兰展出。
1954年创作《永恒的友谊》，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参加朝鲜恢复建设工作。
1954年创作《紫丁香》作为初级小学课本语文第四册挂图封面。
1956年为“炮兵展览会”创作《南昌起义》。
1957年为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创作《胜利的行列》。
1957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后，创作《规划》。
1959年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廊坊大捷》、《张献忠》、《太平军大败洋枪队》（2幅）。
1960年为上海教育出版社创作历史挂图《淝水之战》、《谅山大捷》。
1961年为大连博物馆创作《海港》。
1968年应徐州王杰纪念馆之邀创作《王杰牺牲》。
1973年再次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创作《义和团廊坊大捷》。
1975年为石家庄柯棣华纪念馆创作《在转运途中》。
1977年创作《毛主席参观玻璃厂》。
1977年创作《正义的声音》，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1977年为中国民族宫创作《岔沟之战》。
1977年创作《杨靖宇像》。
1979年为颐和园复制荷兰画家华士·胡博《慈禧像》。
1983年创作《肝胆相照》、《孙中山像》、《李公朴》、《史良》参加“民盟成员美术作品展”。
1992年应新华社之邀创作《毛泽东与廖承志》，并发行邮票纪念封。
1997—1998年应北方交通大学之邀创作《宋应星》、《茅以升》。
五、步履不停
从参加工作开始，我去过国内外的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带着创作任务去考察的，有些地方是当年美院开门办学，带学生去下乡考察的，自己也因此得到了创作的机会，可以说是任务也是责任，是工作也是兴趣吧。
我从西藏回来创作过一幅《林卡》。展出时美院就有人问我什么是林卡。林卡就是西藏语“园林”的意思。在西藏，海拔非常高，而三千米以上就没有树了。所以如果想有自己的园林，只能人工种植，这也成了身份和财富的象征。西藏和平解放前，贵族上层、官家、寺院、庄园大多拥有人工建造的林卡。光拉萨就有大、小林卡很多处。著名的有罗布林卡、德吉林卡、贡觉林卡等等。
1979年，颐和园来人要临摹《慈禧像》。艾中信先生派我去，我在益寿堂待了三个月，画了许多颐和园风景。

六、九零后人（2000—2016）
在画册上看到许多认识的老同学，有的已故，有的高龄。
李斛带着一腔的不满在75年去了，韦启美带着理想走了，梁玉龙走了，卢开祥走了……我其实也该去了。
现在好像是灵魂回来了。
绘画是一生的事情，要不停地画，不教一日闲启吾东疆论坛。
绘画是内心的需要，如同呼吸一样，要自己的感情融入进去，让画面同你一道呼吸。
我爱画花，因为不管何时的艰难困苦、人性不堪、潮起潮落，花，一直都在开。我也喜欢画树，也许有一天我不在了，树在。
王府井的煤渣胡同我住了一辈子。我喜欢画窗外，静静地画我看到的，一张接着一张画下去。

最美的画，应该是画在时间之上的，时间会给出一切作品答案。
西方人对艺术的投资在未来蒋木木，中国投资在过去。中庸之道磨去了中国人的棱角和锐气，社会上不鼓励未来的东西，注重已定座的，不重未定位的。
未来数十年，东方的文化哲学会改变世界的面貌。
我喜欢大画家安格尔的一句话：我首先热爱的是真实，我认为美只存在于真实之中；但要把美隐藏在真实之中。

戴泽
2018年4月25
贰
心目中的戴泽先生
与我的绘画成长
傅察丹青

戴泽先生是当代中国画坛的常青树，实难用一篇小文加以概括与描述，这里只能谈谈我个人对老师的一些了解。
先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人上的老实、谦和，以及对于艺术的无比专注和执着。这种执着首先表现在他对写生的坚持，这是对徐悲鸿先生写实主义精神的严格贯彻。对写生的坚持几乎贯穿戴泽先生整个艺术人生，直到九十高龄，行动不便，已经不能到户外写生了，他依然对着窗外那片常人眼中不变的风景写生，同样的取景，老师却画出了完全不同的风格。

戴泽先生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独特风格源于他师从徐悲鸿，因此他也对徐悲鸿先生的教导一以贯之。正如我受老师对艺术追求的坚持态度之影响，老师同样在这方面受徐悲鸿先生影响至深。他一辈子画笔不辍，画了大量写生和创作作品。这些艺术珍品至今仍大量、完整地保留在老师家中，之所以能得到如此完整的保留，是因为老师对金钱意识的淡薄，和他不争名利的纯净艺术之心，他完全活在一个纯净至美的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是由他自己构筑的。因此在我看来，老师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一个纯粹的艺术世界，也正是他内心世界的真实映射。
和老师纯净单一的内心世界不同，老师的艺术风格却是多变的，油画，水彩，彩墨，他样样精通，不同的绘画介质，他能绘出不同的味道和风格。从起初的写实，到年迈时的写意至抽象，他创作上的色彩变化多端，笔法更是气象万千，常有出意之作。这正是基于老师对艺术的理解，他认为艺术是活生生的，充满了生命的张力，绝对不可以拿条条框框去局限，那是对艺术生命的摧残。所以他一直教导我绘画不要给自己限定条条框框，自己觉得怎么舒服，就怎么画，要随心所至，只有保持自由的创作心态，才能创作出活生生的艺术作品。比如在画笔的选择上，老师就认为，不要局限于是用油画笔还是毛笔王玺玉，怎么舒服怎么来。正是老师在创作时的这种随机性，才有了他丰富多彩的风格，甚至在欣赏他的画作时，会让人产生是否出于一人之手的疑惑。

当然这些都离不开扎实过硬的基本功。老师每次和我见面都会说起徐悲鸿先生，他讲徐先生不仅非常爱国，在绘画上也非常勤奋、刻苦，特别强调基本功，因此在教学中也是这样要求北平艺专的弟子们的。徐先生有一个比较独特的教法常林钻石，在弟子们入学后，他就让每人备一把小镜子，用于练习画自画像，他并且说，最忠实的模特就是自己。因此在后来的徐悲鸿画室，戴先生也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教导我们说，要想画好人，就要先画一百张头像。记得那时，为了画满这一百张不同人的头像，我和同学一起去商场，公园，大街上去画画，让陌生的路人帮忙做我们的模特，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渐渐地磨练出了在绘画上执着和坚持的性格特质，才真正明白老师的苦心。
直到有一天，画满了不止100个人的时候，觉得应该画点别的东西了，记得那是2007年初冬的一天，我第一次骑车进入五道营胡同---确切地说，是嗅觉引领着我往里骑行，那是蜂窝煤的味道，熟悉的气味念斌案，然后是听觉，鸽哨从天空掠过。最后才是视觉：破旧的四合院，房檐上的衰草随风摇曳、抱鼓石、古槐、烟囱、笤帚扫过的划痕……神一般的穿越让我恍惚回到童年。自此，我决定告别人像写生，改为胡同写生。我要画原生态的老北京，记忆中的老北京，被整容前的老北京，不可复制的老北京，回不去的老北京。尽管我仅目睹了老北京的尾巴，但也庆幸自己“还有旧可怀”。

最初冈察洛娃，我就近作画，进而由近及远。扫新街口、扫南锣、扫东四、扫宣武、扫白塔、扫西四……我总调侃自己就是一个扫街的，每天扫。画过最短的胡同“一尺大街”、最宽的胡同“灵境胡同”、最窄的胡同“钱市胡同”、拐弯最多的胡同“九道湾胡同”、最古老的胡同“砖塔胡同”……
每天中午出发傍晚回家。因为中午的阳光最稳定。我非常喜欢写生这一创作方式，皆因恩师谆谆教导“工画而无师，唯写生物”。写生期间的各种不确定挑战着画家的画技，如光影瞬息万变，天气小孩脾气，树叶随风摇摆，流动及不可预知的人……

我喜欢作画时带着随身听，古典抑或轻音乐，舒缓沉静的曲调与旧日京城很搭，这可以让我很有感觉。
最初三四年，我作画很写实，见什么画什么，比如胡同后面的高楼及脚手架、占道的违建、空调外挂机、停靠的汽车及摩托、外地人做买卖的小店……一天七十二疑冢，我猛然觉悟这不是我记忆中的故都胡同场景，而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北京，于是我在画布上有意过滤掉不曾有的记忆一刀惊春，于是我的画距离记忆越走越近，还原度越来越高。作画时，如果有路人点赞“过去就是这样的”、“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就会从内往外乐，这是对我的最高褒奖。
十四年写生，辛苦自不待言。我的同学很多都已改行或转战室内，但是我还在坚守徐悲鸿夫人廖静文馆长对我们的期待，“把写生画好，不要把路走歪”；还有戴先生反复强调的“从量变到质变”、“一步步走扎实，自会饱满起来”。夏天，我成为蚊子饱餐的对象；冬天冻僵的手指握不住画笔。画板反射的太阳光曾导致角膜炎，因担心找不到厕所而强迫少量进水，近年还有雾霾对身体的侵害，水宝然而这些都挡不住我每天午出晚归。
这十余年写生，也是老北京旧貌换新颜的十余年。墙上出现越来越多白圈白字的“拆”。大规模的拆迁改造给我留下诸多痛点。记得一天，我在南锣一四合院前写生，正赶上该院一户人家搬家，户主问我能否画他家门口，留个念想，说以后就回不来了，我答应了。第三天，我如约前往，没想到该院旁门仅剩个门框，那户人家成一片瓦砾。
有些胡同虽然不拆，但是经过整容的，比如粉刷。看似崭新了，但掩盖了历史的痕迹，记忆没了，味道变了罗威拿犬。
虽然画画的速度赶不上拆迁及改造的速度，但我想尽量加班加点抢时间画，跟“拆”字赛跑。前门东大街一带拆迁持续多年，我就骑车穿梭各胡同，以一天一小幅，五天一大幅的速度赶工。西四究竟消失了多少胡同一折网，我也记不清了，但我庆幸抢到了“部分胡同临死前的底片”。
我有个梦想，我想将这些作品放置类似博物馆的地方展出，长期展出，让它成为外国人游历北京的景点、外地人想像中的老北京之去处、北京土著存放情感之地。如果来自天南地北的人在此产生互动，发生共鸣，甚至对画流泪遐思，也不枉我这么多年工夫。”逾10年间，我已经画了超千幅的胡同画作。我喜欢用不同细小微妙的色彩来表现我内心的一个投影，表达我的记忆和我的情感，把个人的情绪投入到画面里。同时也是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记忆中的北京味儿，想给城市画下时光流逝的痕迹，向不同的人群展示出胡同文化和北京百姓的市井生活，记录下北京最独特的城市记忆。

我每有新作都会拿给戴先生看。记得2017年我办个展，老师由于身体原因未能到展，就让我将展览作品拿到他家中看，尽管当时老师已九十五岁高龄，仍让我将画作摆到两米外的画架上，以便能更全面地审视，以给我最由衷中肯的意见和鼓励，并嘱我不时将新作拿给他看，这不惟是对我的要求，更是老师对美的精益求精，对美坚持不懈的追求。而这些鼓励也让我继续坚持着写生，如同老师一样。
深感戴泽先生这种坚持追求美的精神影响到我艺术生涯的每一个创作时刻！并且在这条追求至真至美的艺术道路上，永远如明灯一样，指引我前面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