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职工信鸽协会优秀学者谈治学——哲学之路：杨国荣教授访谈-兰心哲学社

优秀学者谈治学——哲学之路：杨国荣教授访谈-兰心哲学社

科学普及活动周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简称“科普周”）戴韩安妮，创办于2002年，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是全市范围的群众性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平台。通过联合社联所属学会、沪上各高校及科研院所、全市各区的街道镇、市级委办局等纵向、横向的协作网络，有效整合社科普及资源，促进全社会共同参与，旨在培育公众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普及人文社科知识，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人文科学素养。
“科普周”每年5月下旬举办，已连续举办了16届，开展了2800余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针对性强、影响面广的科普活动，参与人次150余万，成为上海市民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庆。
2018年5月25日——5月31日
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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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心哲学社
“两代大学生对话” & “优秀学者谈治学”新媒体笔谈周

vol.4 优秀学者谈治学——哲学之路：杨国荣教授访谈
原文载 | 《学术月刊》1999年第6期

杨国荣，1957年10月生，浙江诸暨人。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江耀城。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1988获哲学博士学位,1988年1月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1991年5月，由讲师破格晋升为教授。1994-1995年，在牛津大学作学术研究，1999-2000、2002先后在哈佛大学作学术访问和学术研究，2006-2007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斯坦福大学作学术研究。1992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助理，1998-2000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2000年起民子姐，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2008-2012年，任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2012至今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2013年5月起，任华东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在先秦哲学、宋明理学、中国近代哲学、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等领域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其中主要部分收入《杨国荣著作集》（11种，2009年出版，2010-13年出版的几种著作未收入该著作集），10部著作先后在海外出版，多种论著被译为英文、德文、韩文。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Philosophy: East and West、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国内及国际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50余篇。2012年，出版于美国的国际学术刊物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Summer 2012, Vol. 43 No. 04) 以Yang Guorong’s Concrete Metaphysics (《杨国荣的具体形上学》）为题，出版了介绍、概述其哲学思想的专辑（special issue）。主要学术兼职包括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联理事、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会长、美国比较哲学杂志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编委等。

Q：杨国荣教授,您是上海哲学界(尤其是中哲史界)一位功底扎实深厚、研究涉面甚宽、学术成果颇丰、崭露自己独特治学风格的著名中青年学者,也是本刊多年的老作者之一。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渐渐呈现多样的发展趋向,您在这一领域中的研究颇具特点。能否请您先谈一下您的学术传承、受业背景?
A：我的治学之路始于华东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历史虽然不很长，但其传统却可以迫溯到本世纪30、40年代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汇聚了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等哲学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实在论的影响,并十分注重逻辑分析。特别是金岳霖,对分析哲学的理论及哲学方法(包括现代数理逻辑)有相当的研究,当时有中国的摩尔(G·E·Mooer)之称;其《论道》、《逻辑》、《知识论》都可以看作是现代中国哲学史中的经典之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奠基者冯契先生30年代时便师从金岳霖,自50年代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之后,冯契先生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的同时，也把清华的传统带到了这所学校,而注重理论研究、逻辑分析的哲学路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逐渐构成了华东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的特点。

Q：您是冯契先生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一定比较深切地感受到了这种传统。A：确实有这种感受。事实上,早在做冯契先生的博士生以前,我已在冯先生门下学习了三年。当时冯先生的著作虽然大多尚未正式出版,但相当部分已作为讲义打印出来并发给我们蛛网龟,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以及《逻辑思维的辩证法》等。这些讲义是冯契先生数十年哲学沉思的结晶,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哲学史与哲学理论方面的具体知识,而且展示了一种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黄启发。后者之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便是历史考察与理论阐发的统一,或者说,以元理论的沉思为基础回顾哲学的历史;又以历史反思为前提进行哲学理论的建构。这一路向,对我以后的哲学思考和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Q：在1997年汉城举行的第10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您担任了分场主席,主持了专场讨论。在中哲史这一领域中,您的学术成就可以说相当突出，朴彩英据我们所知,日本的有关中国哲学史学者(如九州大学名誉教授福田殖等),认为您是目前在日本中国哲学史界颇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学之一。能大概地谈一下您在中哲史研究方面的况吗?
A：好的。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中国哲学史就我的主攻专业。我的研究兴趣首先集中于其中的中国古典哲学。中国古典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原创性,正是这种原创性,成了中国哲学发展的无尽源头。我认为,哲学史的研究与一般思想史的研究似乎有所不同,思想史的研究往往着重于对观念现象的历史阐释,哲学史研究则不能仅仅就史论史,而应当进而把握其中具有原创意义的思维环节,再现古代先哲的智慧之路。从而为今天的哲学思考提供深层的论资源。中国古代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性与天道的无穷追问和沉思。他们的哲学系可以看作是这种思与问的凝结；不断地解读这体系,敞开其中的内在意蕴,无疑是哲学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从80年代开始,我从不同角度和线索对中国古典哲学作了若干疏解和诠释,范围涉及先秦诸子、汉代儒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其中用力较多的,则是儒学理学。当然,这种解读是无止境的,我所做的工作还非常有限野鸡套。

Q：中国近现代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往往被看作是不同的研究领域,您对两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是否各有侧重蒙城六中?
A：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在相对单一的系统中展开的,而中国近现代哲学则在广阔的层面上表现为中西哲学交融的产物。较之古典哲学的原创性探索,近现代哲学更多地展示了会通中西的特征。在古典哲学研究中我主要关注于原创性思想资源的开掘与浚发,对近现代哲学,我更多地着眼于分析中西会融这一独特而重要的哲学史现象。因为我觉得,近现代哲学领域中新的哲学建树始终以中西哲学的互动激扬作为背景,舍此是难以把握好中国近现代哲学的。
Q：从您的有关论著中可以看到，您对中国近代哲学的研究总是体现了一种比较的视角。广而言之,这一点也体现在您的整个中国哲学的研究中。这里似乎已涉及到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同样注意到,事实上,注重西方哲学也构成了您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A：如我以前一再提到的，中西哲学曾在各自的背景之下,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然而,近代以来的社会和思想进程，逐渐终结了中西哲学相互隔绝的历史, 西方哲学的存在,已成为中国哲学必须正视的事实:无论是对古典哲学的研究,抑或中国哲学的重建,西方哲学都已成为一种诠释背景。中国传统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体系,但这种体系往往更多地具有实质的意义;而与形式逻辑未受重视相应,中国哲学在形式的体系化方面则显得较为薄弱。相对而言,西方哲学从早期开始便较为注重概念的界定、命题间的推论等等,这种形式化的追求尤其表现于现代的分析哲学系统中。因此,西方哲学在形式的体系化方面可以提供某些范式。同时,在一些深层的理念上,中西哲学之间也存在着不少可以相互对话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看,西方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术背景恶人大明星,不仅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阐释在“形式”的体系化方面提供了某种范式,并且在“实质”的方面也成为研究的参照系。早在本世纪初,王国维等已提出学无中西的看法,我认为,在哲学研究中同样有这种眼界。

Q：从古希腊到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间出现了不少重要的哲学家,形成了不同的体系和流派,您特别关注的是哪些人物与流派?
A：我对西方哲学还谈不上系统的研究,兴趣之点与关注的角度或许不同于以西方哲学为专业者。比较而言,我更注重的是历史上的哲学家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具有原创意义的观念。古希腊哲学家中探春花,我较为注意的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尽管海德格尔认为,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具有更高的价值,但历史地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毕竟构成了西方哲学的源头。近代哲学中,我较多地注重休谟、康德、黑格尔等人。休漠哲学作为经验论的展开,包含了经验论的所见与所蔽；康德提出并涉及的哲学问题则在深度和广度上似乎很少有人能超过,现代哲学的很多讨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康德。黑格尔哲学现在好像时运不佳，在中国与西方都是批评多而认同少,但事实上,黑格尔的批评者常常要比黑格尔浅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仅应向康德返顾,而且也应有条件地向黑格尔回溯唐山职工信鸽协会。就现代西方哲学而言,我较为关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这两大显学。分析哲学对概念的澄清、对逻辑论证的注重、对传统哲学思辨性的消解等等,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韩爱晶。哲学总是离不开析义与论证:概念的辨析与逻辑的推论乃是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传统哲学在这方面注意不够,分析哲学的训练,无疑有助于避免概念的含混以及有结论而无推论等偏向。但分析哲学亦有自身的问题,如哲学的技术化,对存在、价值、人生的忽视等。相形之下,现象学及由此衍生的不同哲学路向,则对存在、生存等问题作了较多探讨,较之分析哲学的形式化趋向,它更多地在“实质的”层面上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传统,并在很多问题上表现了哲学思维的深度阿尔法协议。当然,它在性与天道的追问中,也表现出过强的思辨倾向温凉珠。现代西方哲学中这两大显学的以上特点, 决定了我们对两者不能简单拒斥,亦不可无条件地接受,而这也正是我对待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基本立场。而从人物看,我对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的工作尤为关注，我总认为谢楚余 ,他们两人是20世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今天的哲学思考无法绕过他们的工作。除了以上两大显学外, 西方马克思主义 (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也是我所关注的流派,从法兰克福的早期人物到其晚近的代表如哈贝马斯,他们的工作都曾引发我的兴趣。特别是哈贝马斯,其涉及领域之广，讨论问题之深入,理论构架之厚重,使他无疑也已成为今夭难以回避的哲学家。当然,对他的一些看法我仍颇有异议 。
Q：您的这些看法,不仅涉及哲学史观,而且似乎也蕴含着对哲学本身的理解。
A：早在研究生期间,我已从冯契先生等前辈学者的工作中逐渐意识到,哲学与哲学史事实上难以截然二分。我一直很欣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论点,即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撇开哲学的历史,便无法解决哲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离开了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也难以真实地再现哲学的历史。就哲学思考与研究而言,一方面,思无法离开史,哲学研究不能“前无古人”,任何新的哲学建构都建立在以往哲学提出的问题或积累的思维成果之基础上;另一方面,对哲学史的疏理阐释也总是以研究者的哲学观为背景，浸润着研究者的哲学“先见”。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史研究也就是哲学的研究,历史的分析与理论的阐发彼此相融难分。由此,我治学的基本立足点是肯定学无中西;强调哲学与哲学史的统一。后者也就是我一再说的史与思的融合。